前  言

中国是粮食消费大国，如何让人们吃饱并吃好始终是摆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利用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0%的世界人口，为全球粮食安全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这也深刻反映出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人多地少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粮食进口风险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进一步倒逼并加速粮食安全问题回归国内资源与市场，粮食安全陡增为核心议题。因此，研究如何立足国内有限的资源禀赋，构建系统性的粮食安全防线，满足14亿人口的粮食需求意义特别重大。

在此背景下，与粮食安全紧密相关的种植结构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以粮食播种面积占比走高为表征的趋粮化现象更为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无法对趋粮化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尽管趋粮化有助于提高粮食产出和保障粮食安全，但也应该意识到，当出现经济现象与理论假设不一致时，如果不及时加以识别，可能导致我们忽视其中潜在的不确定性甚至威胁。例如某些干扰因素发生变动，趋粮化可否持续、粮食总产量能否保持稳定增长以及粮食供给是否会遭受冲击均难以预判。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为什么农业种植结构呈现趋粮化，现有文献尚未给出足够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回答。

鉴于此，本书围绕趋粮化现象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人口城镇化—农业劳动力供给约束一种植结构调整和农地流转—粮食安全”分析框架，利用宏微观数据和计量模型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验证。第一，人口城镇化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此分析主要检验人口城镇化是否促进了趋粮化及其结构突变性。第二，人口城镇化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此分析用于解释人口城镇化引致农业劳动力供给约束进一步收紧，农户是否会放弃自营农地而选择将其转出。第三，探讨上述农地转出是否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主要回答流转出去的农地是趋粮化还是非粮化问题。第四，基于以上三个问题的分析结论，进一步估计人口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揭示人口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影响效应的大小和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第一，人口城镇化显著促进趋粮化，但具有门槛特征。第二，人口城镇化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出，但呈现门槛特征。第三，农地转入显著提高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呈现非粮化趋势。第四，人口城镇化显著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各粮食功能区具有明显差异。

结合上述四点结论，本书为趋粮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解释：人口城镇化形成农业劳动力供给约束，导致其供给越发不足，从而促使农业种植结构发生趋粮化与非粮化调整，但总体上趋粮化占主导地位。具体而言，按照人口城镇化形成农业劳动力供给约束的发展逻辑，在人口城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农业劳动力供给约束呈现松紧差异：人口城镇化早期农业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约束较松；后期则相对匮乏，呈现趋紧状态。在这两种约束情境下，农户会实施种植结构趋粮化调整和农地转出两种应对策略，其中后者将进一步引致非粮化。换言之，人口城镇化对农业种植结构具有趋粮化与非粮化正反两种效应，但总体上仍然表现为趋粮化的正向效果。

本书最后提出四点政策启示。第一，关注人口城镇化的趋粮化效应，稳定农业种植结构。人口城镇化显著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占比，但门槛特征明显。这意味着在人口城镇化未达到八成，仍然与粮食安全具有目标一致性，需要理性认识趋粮化现象。具体地，应加强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种植结构调整管控，避免过度非粮化。应重视各粮食功能区人口城镇化趋粮化效应的差异，特别是稳定主产区的种植结构。第二，重视人口城镇化的农地转出效应，提升土地流转比例。以实现规模化农业为基本目标，借助人口城镇化形成的倒逼机制提高农地流转率，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尤其是盘活西部地区的土地资源，确保农地能够平稳顺利地进入流转市场。第三，警惕农地流转引致的非粮化趋势，降低农地流转成本。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常态背景下要适度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特别是要关注大规模转入农地案例，防止其过度非粮化。通过建立农地流转交易平台或相应的服务组织，形成农地低成本流转机制，降低流转租金以及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种粮积极性。第四，识别人口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的趋粮化路径，提高种植结构调整弹性。应通过社会化的服务市场为主产区提供农业生产性外包支持，补齐农业劳动力投入短板，提高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弹性，稳定粮食产能。应关注就地城镇化引致的用地规划不足以及耕地占用不合理问题，通过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措施，规避就地城镇化无序扩张和乡村产业冲击带来的耕地数量减少与质量下降的问题。